我陆航团长能飞10种机型我不怕死只怕不能飞0《资讯》

我陆航团长能飞10种机型：我不怕死 只怕不能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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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启富驾机穿梭于瞬息万变的战场。

飞行团长司启富。

机舱内，司启富是机组的主心骨。

司启富架机装载救灾物资。

新华网南京电：武装直升机，常常被比喻为“猎鹰”——矫健、凶猛，有着睥睨一切的霸气与勇气。

51岁的飞行团长司启富，比起傲视苍穹的鹰隼，少了些犀利，多了些老黄牛式的沉默与稳重。

“飞行，是一种信仰”，对于自己的飞行生涯，司启富如此简练地概括。

“我不怕死，我只怕不能飞”

2008年5月，司启富经历了几十年飞行生涯中最为凶险的“冒死飞行”。

直升机紧贴着山峦行进在深谷间，浓云翻滚时就像误入“黑洞”。在如此恶劣难测的条件下，每一次起飞，都可能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。

司启富说，他不是没有过恐惧：“我不怕死，我只怕不能飞。”

第一个在川北高原驾机升空，第一个闯过被称为“鬼门关”的龙门峡大峡谷，第一个进行夜间航行——司启富知道，对汶川地震灾区群众来说，起飞，意味着生的希望。

共同经历了生死考验的飞行大队长沈春明说，那些日子，司启富每天的休息时间不超过三个小时。“每天飞上十几个小时后，他还连夜研究地形，为战友总结经验。”

即便是飞行特点一直比较“柔和”的沈春明，司启富也对他反复叮嘱，慢一点，再慢一点。“他不是对我不放心，而是怕山谷里的气流让直升机出现颠簸，给伤员增加痛苦。”沈春明说。

震区的6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司启富与战友上百次飞越生命禁区，数十次化险为夷，把“死亡航线”变成“生命通道”。

冷静谨慎出了名的司启富，竟也曾冲动地上演过一场“PK”——

“我们国家的直升机，只有我们的飞行员才飞得好！”一次，送装备来团的外国飞行员，做完一串漂亮的试飞动作后，不免有些得意。

司启富涨红了脸：“外国飞行员做到的，中国飞行员照样能做好！”

直升机呼啸起飞，以大仰角急速跃升！上升到约500米时，陡然停止跃升，随之空中转体180度，再以大俯角直扑地面！就在机头即将贴地的刹那，一个大力拉起，飞机以标准的“O”形着陆动作，停归原位……

是“莱维斯曼”！——国际公认的高难度、高风险动作！

缓过神来的外国飞行员竖起了拇指。可熟知司启富的飞行员们说，团长不仅早已对这样的动作驾轻就熟，更能熟练驾驶不同国家的8种直升机。飞行员们还说，团长的飞行座右铭听起来有点儿“土”：“飞行飞行，不飞不行。”

司启富一直在飞。

按大纲要求，一团之长每年飞行时间是70小时，但司启富每年都不少于300小时。“每一次飞行前，团长都要用一个小时带领大家再温习一遍大纲，就像是刚刚学飞行一样。”飞行员刘欣说，飞行时，司启富表现得更“霸道”：“到了机上，他就抓着杆不放。”

入伍34年，飞行时间超过5300小时，带领团队完成30次重大演训任务、9次非战争军事行动，特级飞行员司启富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，都献给了飞行。

“没有危险，还能叫战争”

每天早晨，司启富都要“观云测雨”——天气，是左右飞行训练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对天气情况的准确判断不但能保障飞行训练安全，更能从老天爷的牙缝里挤出时间来，这对于训练场地小、飞行空域受限的飞行团来说，至关重要。

某次昼间训练时天气突变，预报员报告“建议召回所有直升机”。司启富在仔细观察云团后下达命令：雷雨最起码在20分钟后才能来临，把这个课目飞完。

训练紧张地进行。十几分钟后，最后一架直升机着陆。5分钟不到，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。

掌声与赞叹中，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揭了司启富的“底”——“团长几乎每天都要跑到这儿了解天气情况，拽着专业人员学习看图。卫星云图、地面图、高空图、传真图等复杂的图像他都能看。”

学习气象知识只是司启富学习计划中的一部分。“飞行员是猎鹰，要让科技拓宽猎鹰的视野。”司启富敏锐地察觉到新军事变革带来的挑战。

2006年，某新型直升机装备飞行团。司启富立即成立了战法演练小组并担任组长。

组长一出马就“镇”住了年轻的组员：“随便指哪个灯，哪个按钮，他立刻就能拼出字母说出含义来！”

没人知道，年逾五旬的他费了多少力气，才记住这些年轻人背起来也吃力的专业词汇。司启富的劲头总让后辈们觉得惭愧：5年时间读透20多本军事理论书籍、考取了国家计算机二级证书……在赴土耳其空军学院进修的日子里，他还整理出10多万字的笔记和资料，甚至没有时间去欣赏一下异国的风光。

“这些知识，在未来战场上能用得上。”在司启富看来，军人生来为打赢，不做好战斗的准备怎么能行？

飞行员宿舍不够用，团里想腾出战备室解决问题。司启富一路小跑赶到大队：“打起仗来怎么办？就是我这个团长没地方住也不能占用战备室！”

某次演习需要开设野战机场，没想到美观整齐的机场却被司启富黑着脸“否”了下去，“野战机场的建设为战不为看，便于疏散隐蔽的机场才是好机场。”

“为战”，是司启富心里绷得最紧的那根弦。

2008年夏季的一天，飞行团在某海岛进行实弹演习，海上能见度突然变低。众人踌躇：打，还是不打？

“打！”司启富毫不犹豫，“谁能保证战争都在晴朗天气中进行？没有危险，还能叫战争？！”

平素沉稳的司启富，一提到“战备”，就不由自主地着急。为了提高飞行员培养速度，他大胆将外送代训转变为自主代教，给每个飞行员量身定做计划。这两年，团队的关键岗位人才不但满足了自身作战准备的需要，还先后为兄弟单位输送35名优秀飞行员和机务保障骨干。

正是这种随时准备打仗的使命意识，催生了团队战斗力建设的三次跨越：

司启富当团长第一年，团队接受全军年度考核由老末跨入中间行列；第二年，排名第四；近三年，一直名列全军陆航部队第一。

“我是军人，我没有第二种选择”

1997年，司启富举家南迁，从北京来到南方某城市的郊区。

调动是司启富主动申请的：南京军区组建陆航某团需要骨干力量，当时任职于驻京陆航某团的他第一个举起了手。

妻子不悦：留在原单位，司启富有不错的发展前景；女儿不语：自己即将升入中学，离开北京无疑将对未来考学造成影响。

“没办法，那里是军事斗争准备一线，那儿需要我。”司启富带着家人踏上南下之路。调职前，他任飞行大队副大队长，副团职。

此后几年间，司启富一直“悬停”在副团职岗位上。有人替他不平，也有人打起了“挖”他的主意。

2004年，上海市某单位领导向他许诺，年薪保证20万元以上，配专车，上海市区一套四室两厅的住房。

大家劝他，父母都在苏北农村，家属没有工作，孩子正在上学，你也快到停飞的年龄了。

司启富不说话，摇摇头转回身投入训练。3个月的时间内，他把压在年底近半年的飞行训练任务全部完成，当年的飞行训练时间超额完成总部指标的3．3％。

2006年1月，司启富走上团长岗位。也是从这一年起，他每年的疗养时间从没超过一个星期——按照规定，飞行员每年疗养30天。在训练中从来没退缩过的司启富，成了疗养院里出了名的“逃兵”。

“逃兵”坚守的是另一块阵地。司启富算了一下，一年365天，他至少有350天住在单位。“睡在部队觉得踏实，在家里反而睡不着。”

司启富的女儿司惠晶说，即便是父亲在家，父女俩也鲜有交流：“有时想聊聊天，可聊着聊着他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。”

另一些交流则引起了不快。刚到南京军区时，家在驻地附近的三个妹妹都想托他在与部队相关的单位找个工作，司启富连借口都不找：我不能安排家人到部队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的妻子，也被司启富劝下了岗：“她的单位要在机场附近盖高层建筑，总想让她来说个话，这个工作不能干。”

顾不上家人的司启富，却将飞行员的情况事无巨细地记在心里。

2005年，刚刚来到飞行团的滕永的母亲患病到南京治疗，司启富帮忙联系医院，跑前跑后。

在无线电技师李振永的印象里，团长很细心：“训练结束后，他会组织飞行员帮我们推一把飞机；夏天热，团长给我们买冰水降温；我在舱内作业，他就守在直升机门口一次一次给我递水。”

但在女儿司惠晶记忆中，从小到大，父亲从没给她买过一次零食、一瓶汽水。

正在国防大学读研究生的司惠晶说，她是在考入军校成为一名军人后，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作选择时说的话：我是军人，我没有第二种选择。

“大家应该排在小家前面，我现在能体会他的感受。”司惠晶说。

听到女儿在座谈会上谈起自己，司启富找了个借口溜出了会场。

“我觉得他挺辛苦的，也挺伟大的。我也希望他保重身体，别太拼命……”

悄悄站在门口的司启富，红了眼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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